第938章 你觉得亚瑟爵士是好惹的？那不如先尝尝他的舆论操作(1/2)
《威斯敏斯特评论》1837年12月刊《激进派与加拿大：达拉莫伯爵与加拿大人》
作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我原本打算藉此时机，对声势日盛的激进派内部各派系加以梳理，使他们彼此得以认清同伴丶明白自身，并在消弭成见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立场与可协力的目标，与此同时，也可以向那些尚未理解我们的人展示激进主义的真实本质，证明令他们惶恐的那些「妖魔」并非激进主义自身，而是外人牵强附会的偏见。
激进主义不仅与英国祖祖辈辈珍惜的高贵原则相容，而这也是激进主义原则在当下世界得以延续的唯一途径。反倒是那些自称捍卫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以庸俗之心滥用古老英格兰的教义，令其腐朽部分与高尚部分一同蒙羞。
唯有透过激进主义的视角，这些传统才能重获尊严。倘若保守主义者希望使其珍贵之处免于被时代洪流湮没，他们就必须与激进主义和解，让其精神融入自身。
因为激进主义终将胜利！
这是文明演进过程中无论良莠都必然催生的趋势，这个时代对激进主义唯一的不确定，仅仅在于何种形态的激进主义能率先占据主流。而这主要取决于那些社会倾力教育的阶层能否在为时未晚之际，以明智姿态对待其他群体。
起初，我曾打算就激进派内部的分歧丶目标与组织方式进行系统性论述。然而，由于时局所迫，我不得不在此停笔，如今这些内容只能留待下期再议。
当下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它使这些重大原则暂时悬而未决，令激进派阵营的共同行动陷入停滞，使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内部产生分歧。无需明言，我所指的正是加拿大问题。
在当今的政治争论中，加拿大事务业已成为衡量帝国良知的试金石。倘若我们自称是一个文明国家，自称以自由丶代议制和民主公正为统治原则，那麽我们理应直面一个问题：一旦宪法被授予人民，那麽它便不再是一纸恩赐，而是不可违背的契约。倘若撕毁这一契约，剥夺这一人民的权利，就是比单纯的行政过失更为严重的背信。
近来报纸丶议会演讲乃至街头闲谈，都热衷于以「叛乱」丶「背叛」丶「无知的法裔农民」等词汇形容加拿大人民，仿佛整个帝国都急于在道义与法律上将他们定罪，而不去追问更本质的问题：究竟是谁首先破坏了殖民地的宪政生活？
究竟是谁将自治权利变为空壳，迫使一个民族不得不以最痛苦丶也是最绝望的方式表达抗议？
让我们首先假定对加拿大人的指控全部为真：他们是被征服者，他们心怀不满，他们拒绝以英国的利益为唯一标尺衡量自身命运。
即便如此，他们的行为也不过是被征服民族所采取的那种行动。
我们从不会以「叛徒」称呼反抗沙皇暴政的波兰人，也不会将希腊人从奥斯曼人手中争取自由的努力视作犯罪。
然而，同样的道德标准为何在帝国的疆域上，就忽然改变了意义？
难道自由一旦跨过大西洋便瞬间失去了价值，代议制度一旦进入了殖民地便成了可以随意剥夺的权利？
英国在加拿大问题上之所以会遭遇失败，并非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天性好斗或不知感恩，而恰恰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尊重过他们的自治。
议会一次又一次否决建立加拿大责任政府的法案，殖民地官员通过行政权力绕开民选代表，税收分配与公共资金全都由外来官员主导，在这样的前提下，又要荒唐的指责加拿大的下院效率低下丶阻碍治理。
制度倘若被人为阉割，当然会显得屏弱。人民倘若被剥夺权利，自然会显得激烈暴躁。
现今加拿大掀起叛乱，其罪过不在那些举起义旗的被压迫者，而在压迫的制度设计本身。
因此，当某些激情过度的议员呼吁要以绞刑与流放来「给加拿大一个教训」时，我必须指出：他们忘记了文明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的分界线。
我们固然可以凭藉武力强行镇压，但一旦以暴力解决制度矛盾，我们就必须承认：帝国并非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力量优势之上。如此一来，镇压行为反倒会赋予被征服者一种道义荣耀。因为在历史上，凡是以武力对抗暴政的参与者，最终都不会被记作罪犯，而是被视为追求自由的人民。
不少英国人自以为同情加拿大，然而却在同情的同时，否认加拿大人在政治上的能力。他们愿意给予慈善募捐，却不愿给予权利。这样的慈悲不过是另一种傲慢，是假仁假义。因为真正的正义并非宽恕，而是承认人民拥有通过自身代表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如果加拿大人能够管理自己的私人事务，那麽他们便同样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务。
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不配拥有自治，那麽我们就应该诚实地承认：我们否定的不是某个民族的能力，而是否定自由的普遍性。
倘若我们因对加拿大人的蔑视而拒绝给予自治权，那麽我们所否定的便不是他们的资质，而是自由本身的适用范围。仿佛自由只属于少数幸运儿，而不是属于帝国中的每一名臣民。
在这样的危险关头，我们愈发需要一个能够看见制度弊端，并愿意以理性与同情心修补裂缝的人。回望近年来的殖民治理，少有人能像达拉莫伯爵那样，既洞悉帝国利益与殖民地民意之间的差距，又愿意越过传统官僚的惰性，尝试以新的政策化解冲突。
他并非完人，然在当下的荒谬局面中，他的失势恰恰暴露了政府自身的短视与迟钝。一个敢于直言指摘制度缺陷的优秀政治家，却被斥退得比那些制造缺陷的人更快。
加拿大的动荡之所以会发展到今日这一地步，并非仅仅因为殖民地政府中布满蛀虫，还因为伦敦在最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令人羞愧的怯懦与混乱。墨尔本内阁在加拿大问题上所展现的，不是统治的智慧，而是惧怕责任的心态。他们在维护宪政原则与迎合殖民地少数利益集团之间踌躇不前，结果两边皆不能安抚，只留下制度的废墟与人民的愤怒。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重申《威斯敏斯特评论》一贯的观点与立场。应当不会有人认为本刊曾经流露过哪怕一丝对内阁的敌意丶不愿公正待之或拒绝与辉格党结盟的倾向。在不违背我们事业与贬损品格的前提下，我们已竭尽所能向内阁靠拢，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以求协作。
我们所求不过是为英国的自身利益服务。只要他们愿意继续执政，作为支持他们留任的回报，我们要求的不过是通过《无记名投票法案》。而内阁却恰好选在此刻，前所未有地公开表示了其对无记名投票的敌意。
因此，我们的支持必须在此划下界限！
因为这绝非孤立事件，这不仅是内阁在某项政策上的退缩，更是一种政策转变的徵兆。
在激进派看来，近期辉格党大选惨败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除非给选民提供无记名投票这把保护伞，或是给予他们认为值得奋斗的目标，否则他们不会继续忍受牺牲与苦难，英国人民不会仅仅因为讨厌保守党便愿意维持现有内阁。
然而墨尔本内阁对本次大选中的失败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他们的解读是：这个国家正在转向保守主义。因此，他们也必须变得保守起来，而这一结果的例证便是内务大臣约翰·罗素勋爵针对加拿大的宣言。
更令我痛心的是奥康内尔先生，这个为了爱尔兰自由奋斗一生的勇士，本应最能体恤另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苦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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